1938年11月30日,署名「葆定」的作者在《錫報》發表了《舊劇影片始於譚余》一文:
- 吳明泉和萬子和的名字被隱去,以「平友某劇家」代替
- 刪掉了關於灌制唱片的內容
- 將「當清末伊等經營大柵欄大觀樓電影時」改為「當清末時大柵欄大觀樓即有電影映演」,修正了吳明泉和萬子和作為影片拍攝者的歧義。
狀態:存在性待定 | 類型:電影
《定軍山》指的是於清朝光緒末年時間上映的,由任慶泰導演、譚鑫培主演的電影。其被視為是中國第一部自攝的電影。
影片以取自《三國演義》第70和71回講述定軍山之戰的傳統京劇定軍山為題材,拍攝了「請纓」、「舞刀」、「交鋒」等場景。影片利用陽光在北京豐泰照相館中院的露天場地上拍攝(今南新華街小學原址),共攝三日,錄製影片黑白三本,並在大觀樓影戲園放映。
由於史料的缺失及現存史料之間的互相矛盾,《定軍山》的拍攝具體年份乃至其存在性學界尚無定論。
目前主流說法支持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中的說法,即《定軍山》拍攝於1905年。然而,也有其他的史料有不同的論證,如《影壇憶舊》支持其拍攝於1906年、《中國電影萌芽時期簡述(1899—1921)》支持其拍攝於1908年。
下文為對《定軍山》史料的總結與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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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《定軍山》是否存在,其是否真的是中國第一部電影,一直存在很大爭議,目前肯定一方的說法都是源自程季華主編的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的敍述,但原始資料俱已湮滅,後代學者多有企圖重尋線索者,均無功而返。
目前國內對定軍山存在性的主要研究來源於以下兩處:
本條目將結合、歸納黃德泉與李鎮的研究文章,以時間順序結合史料考證《定軍山》的存在證據。本條目內的史料文本均來自黃德泉與李鎮的文章,在此再次提出感謝。
根據李鎮的研究,目前所能查詢到的最早有關譚鑫培電影的文獻是《盛京時報》1912年10月31日,一名署名為「泉」的作者發表的《會仙電影之特色》。
這則史料談到「北門裏會仙茶園近日所演電影」,並指明其中出現譚鑫培。而「 所缺者惟影中人不能言語」這句也符合早期無聲電影的特點。文中表明電影名稱為《天水關》而非《定軍山》。同時其中還提到《上海名妓之歌舞》、《江蘇妓女之賽船》等片,但李鎮認為其「更像是內容的描述」,因此推斷可能所謂「天水關」也是對電影的內容描述。
作者「泉」看電影的時間是1912年,地點在瀋陽市北門裏「會仙茶園」。據李鎮考據,譚鑫培此前未去過瀋陽,所以電影絕非在瀋陽拍攝,由此可說明此片的出現時間更早。
據考證,最早直接提到《定軍山》電影的史料是1935年6月29日北京《益世報》上一篇作者署名「梨園董狐」的文章《梨園佳話 舊劇攝成影戲遠自譚鑫培俞菊笙》(以下簡稱「梨園董狐版」)
李鎮認為,此文不僅提到譚鑫培《定軍山》和俞菊笙的《艷陽樓》等被拍成了電影,還有「曾映吉祥等處,有萬人空巷來觀之勢」的放映簡況,說明影片有過不止一次公映。此消息並非道聽途說,而是寫明了消息的來源,吳明泉和萬子和是《定軍山》等拍成電影的親歷者,「為我言」即他們親口告訴了「梨園董狐」。
在早期梨園行的文獻中,可以看到吳明泉和萬子和與譚鑫培有過交往,與梅蘭芳、程硯秋等也有過多次合作。文中提到二人也是譚鑫培錄製留聲機唱片的介紹者。「梨園董狐版」還談到了一些與電影有關的事件,比如當時攝製過新聞時事電影《裕隆太后出殯》(但據考證其實則為《隆裕太后出殯》)等片。
但是,這則史料與其他史料有矛盾之處。比如:1935年5月17日,《京報》一則題為《大觀樓擴充》的消息中,提到「大觀樓影院由華樂主人萬子和等接辦」,[3]「梨園董狐」卻說二人是清末就經營大觀樓;再比如,文中有「後又在戲台上攝有譚鑫培之多半出定軍山······」的說法,從這個「後」這個字推斷,《定軍山》《艷陽樓》的拍攝在《裕隆太后出殯》之後,即1913年之後。這與後來一些史料記載的時間有較大出入。
另外,據李鎮考察,「梨園董狐版」還出現大量的轉載,目前可考察到以下幾個版本,且這些版本均在「梨園董狐版」的基礎上有取捨:
1938年11月30日,署名「葆定」的作者在《錫報》發表了《舊劇影片始於譚余》一文:
上海《電影》周刊1938年第14期刊登一名為《舊劇電影化:並非始自梅蘭芳,三十年以前便已經有人拍過了》的文章,該文章並無署名,這個版本是現在較多被引用的一版,還一度被認為是關於譚鑫培《定軍山》電影最早的文獻記錄。
1942年3月5日,署名「學曾」的作者在《新天津》發表《譚鑫培之定軍山曾攝電影》,基本是「梨園董狐版」的縮寫:
署名「吳幻蓀」的作者在1942年8月2日《晨報》發表文章《舊劇攝成影戲遠自譚鑫培俞菊笙》
1942年8月6日,署名「晨」的作者在《京報·南京》中發表《最早之平劇影片 譚:定軍山·俞:艷陽樓》:
以上版本中,梨園董狐、葆定、吳幻蓀都以第一人稱的口氣,描述了聽到「某劇家」對其講述此事經過,單從文字語氣判斷,貌似同一人。但目前尚無確鑿證據證明「梨園董狐」與「葆定」「吳幻蓀」「晨」「學曾」這些作者是同一人。
【無名氏版】是現在較多被引用的一版,還一度被認為是關於譚鑫培《定軍山》電影最早的文獻記錄。因此,黃德泉從此版本深入研究。[4]
黃德泉認為,從「據某劇家言」一語,便可知此文純屬道聽途說,故對其存在性提出質疑。據黃德泉考,「當清末時,大柵欄大觀樓即有電影映演」屬實。[5]
隨後,黃德泉與李鎮均從許姬傳對「吳震修回憶」所做的回憶入手研究。
據考察,許姬傳對《定軍山》有兩種不同的說法。
第一種來自由梅蘭芳述、許姬傳記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(第二集)中。許姬傳以記述者「(按)」的形式提到了譚鑫培拍《定軍山》電影的情況,說明此事不是梅蘭芳所述,而是許姬傳(我)的觀點和註釋。
文中這段回憶來自拍攝《定軍山》時路過現場的目擊證人吳震修,目擊時間是「光緒末年」。光緒皇帝死後,「光緒」年號沿用至1909年1月21日。所以「光緒末年」可以是1908至1909年1月之間,甚至更早一點,如1907年。由於是許姬傳轉述吳震修的回憶,講述者和記錄講述者都可能出現錯漏,但是基本事實是看到了譚鑫培演的《定軍山》被拍攝成電影。
黃德泉認為,由於文章說的是聽吳震修的回憶,故認為這「無疑均屬道聽途說」,並且認為正是這段文字,經由程季華《中國電影萌芽時期簡述》中的一段論述,戲曲電影《定軍山》才被推到了「中國攝製的第一部影片」的地位。[6]
第二種說法則來自許姬傳在自己的著作《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》中「譚鑫培的藝術道路」一節之七「譚鑫培的影片蠟筒唱片」,其中對吳震修當年回憶此事的內容再次做的書寫:
黃德泉認為,對照許姬傳的前後兩種說法,吳震修和梅蘭芳的說辭都變了,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以前的「光緒的末年」、「大約是在一個秋天」、「有一天」變成後來的「一九〇五年的一天」。
據黃德泉考證,1894 年8月15日至9月13 日上海《申報》上存在一則名為 「豐泰照相館京都第一」 的廣告,從 「本館在京城琉璃廠土地祠西開設六載」 一句可推算得知豐泰照相館開設於1888年,位於北京琉璃廠土地祠西;而1908年5月5日北京《順天時報》第1862號第七版有一則名為「京師新聞 火劫兩則」的新聞,從「日昨上午十一鍾 琉璃廠土地祠豐泰照相館忽兆焚如 大同報館亦受損傷」可知豐泰照相館曾於1908年5月4日遭受火災,而從1909年2月20日北京《正宗愛國報》附張廣告:「豐泰照相館減價兩個月」可推斷重建後的豐泰照相館於1909年1月25日開張。因此,結合「光緒末年」的角度,其時間最早只能在1908年5月,與所描述的「1905年」相悖。
黃德泉認為,許姬傳把吳震修所說的「光緒的末年」改為1905年是「為了要與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保持一致吧」,由此再次認定其不存在。
而李鎮認為,這並不證明吳震修講的主要內容不實。兩個版本中,梅蘭芳說的話不一樣,有可能都是梅蘭芳說的,只是許姬傳回憶時帶有取捨的隨機性。梅蘭芳那句「這些電影(指《定軍山》《青石山》《白水灘》《金錢豹》)底片早已沒有了,但現在看到的這些老前輩的劇照,就是當年拍電影時照的」和梅蘭芳《我的電影生活》之《小引》末句相似:「······上面所說的幾個戲曲影片,雖然已經不知下落,但現在還可以從戲曲資料中看到當時拍片時的劇照。」[7]
程季華於《中國電影》1956年第一期刊登《中國電影萌芽時期簡述(1899—1921)》上論述《定軍山》為中國第一部電影。黃德泉認為,因為程季華的此段論述,「戲曲電影《定軍山》被推到了『中國攝製的第一部影片』的地位」。
黃德泉考據此文內容均源自【許姬傳記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】與【無名氏版】,而自己因為推斷前文的文獻均「道聽途說」,所以存在性待定。下文為黃德泉考據認為文章的材料來源:
「作為關於中國電影歷史情況的第一份調查報告」[8]的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於1961年12月由程季華、李少白、邢祖文編著完成。書中關於「戲曲電影《定軍山》」等的論述有了更為合理詳細的發展調查。據《尋找中國電影的生日》一文稱:「《發展史》中關於《定軍山》的章節,由王越搜集資料,邢祖文執筆撰寫。」
1959年,為了編寫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,王越採訪了曾經在豐泰照相館工作的劉仲明。王越的訪問記有兩個版本,一個是當年作為邢祖文撰寫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中關於電影《定軍山》的原始資料。原始資料於「文革」期間失傳,而三十年後王越根據回憶進行了重寫。
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原文節引:
黃德泉認為,「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的這段論述顯然是繼承和發展了【無名氏版】和《中國電影萌芽時期簡述》的主要論點,並做了合理化處理」,如捨棄了《裕隆太后出殯》的相關描述,增加了一些《定軍山》拍攝細節,列舉了一些拍攝由頭等,如「譚鑫培參加拍攝影片的這一年,正是他的六十誕辰」。
黃德泉考證,「譚鑫培參加拍攝影片的這一年,正是他的六十誕辰」這句話存在錯誤。雖然譚鑫培的生年本記載失傳,但是可以從其卒年推斷。
1917年5月12日天津《大公報》投稿了關於譚鑫培逝世的新聞:
從「於十日......故去 年七十一歲」可推斷譚鑫培的「六十誕辰」應是1906年,與文中的「1905年」不符。結合其他細節,黃德泉認定其為誤傳。
而李鎮則從王越三十年後在李少白鼓勵下根據回憶的重寫的《中國電影的搖籃——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電影訪問追記》(《影視文化》1988年第1輯,以下簡稱《訪問追記》)入手調查。
李鎮認為,從「深描」(Thick Description)的角度看,上述這段口述訪談的講述中存在很多無用的細節,如「劉仲倫也只顧看戲,忘了搖機,結果報廢了兩卷片子「等等,是認定這段記憶真偽的重要參考。
然而,根據其他學者考察,劉仲明是所謂當時《定軍山》的攝影師劉仲倫的堂族弟弟,推測當時電影拍攝時,其應該不超過16歲,但是時隔50年後的採訪竟能有如此多的細節描述,故認定其很可能不真實。[9]
另外,文中還有王越對三位當年的老觀眾的採訪。
李鎮表示,文中確實存在謬誤,如人名、地名等「誤說」,但是」此文畢竟是王越時隔近三十年後的回憶,記錯的地方在所難免「。李少白曾說:「我不能肯定王越沒有記錯的地方,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,王越做學問是十分認真的,他絕不會拿這件事去譁眾取寵。[10]」,所以李鎮認為《訪問追記》的基本事實和部分細節有相當高的可信度。
黃德泉認為,該回憶錄「與程季華的那段論述[12]簡直如出一轍,甚至連『隆裕太子出殯』都將錯就錯」。因為自己的論證結果表明程季華的文章也是道聽途說,存在謬誤,而作為多手資料流傳後的回憶錄必定是錯誤的。
李鎮則認為其具有參考價值,如「把《定軍山》攝時間定在了1908年」、「拍攝者是法國人,豐泰照相館僅僅是『出面接洽『」。
1921年4月13日《順天時報》「秋廬雜綴」專欄中有《開明電影中之梅蘭芳春香鬧學》一文,由辻武雄所作,署名聽花。
由文中「近年中國優伶照片逐漸加增 各種唱片亦所在有之 獨至演劇之電影則雖有映出者而悉系無名之優伶 毫不足惹觀客之目 殊屬憾事」,黃德泉認定即使《定軍山》存在,也是「只是一些』無名之優伶『」的表演,而非譚鑫培。
而李鎮則表示,黃德泉「肯定」的判斷」有些牽強「。李鎮表示,文中提到的「獨至演劇之電影則雖有映出者而悉系無名之優伶」的時間是指「近年」,是文章撰寫的1921年4月之前不遠的時間。同時,王怡琳的《〈定軍山〉及任景豐的「活動照相」觀》中也表示「辻武雄1906年後便到蘇州、南京等地任教習,1911年之後才由南京到北京任《順天時報》編輯,他不知道《定軍山》是很自然的事情。」[13]
譚鑫培的曾孫 譚元壽 曾在2005年年末在中央電視台《戲曲頻道·電影百年專題》上講「青少年時代,曾在自己的家裏看過《定軍山》,當時是由萬子和借來的機器。」[14]
1939年7月13日《河北日報》文章《老伶余莊軼事》文章中寫道」經營廣興樓多年。汪桂芬曾入該園演戲,與俞菊笙合演之青石山,映入電影,為最早者「其中寫《青石山》是最早的電影,但是因為僅有此文章如此描述,所以」《青石山》是最早的電影「存疑。
光緒三十二年二月三日北京《京話日報》第538號「本京新聞」欄目《大觀樓電影上捐》
若其「都是自行製備」一言確鑿,則說明在1906年及以前便已經出現中國電影,而前文從【無名氏版】推斷的1908年則將被認定為誤傳。
此段內容參考資料來源於《當代電影》2022年第10期《「<定軍山>放映廣告」戲單之考識》,作者黃德泉。[15]
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張偉據稱從書商購買得到了一張《定軍山》的「戲單」,並表示該收藏可以作為《定軍山》存在性的證明。[16]
在黃德泉查看原文後對其提出質疑,首先,文章中並未表示對該收藏有任何的物理檢驗以判斷其年代,而是直接「從紙張的質地和印刷方法」來認定其為真品。
由於黃德泉無法得到實物,故僅通過對收藏的攝影圖像分析以判斷其真偽。
黃德泉認為,戲單中的用詞「電影」和用語「今天日夜開映」極其可疑。
「電影」一詞是由」電光影戲」簡稱而來,在1905年的時候出現在了天津、北京等地的印刷媒介上了,但是在之後的幾年裏基本僅限於津京地區流行。張偉為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,並且是「從書商處購得一張收藏」,極有可能僅為本地書商。
據黃德泉考證,在上海的印刷媒介上,依然長期使用「電光影戲」或「影戲」來指稱「電影」,直到上海《申報》1912年2月26日第八版才有一則名為《有聲之電影戲》的文章使用了「電影」一詞。
而對「今天日夜開映」中的「映」,黃德泉表示當電影流入中國時,早期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稱為「演放」[17]、「起演」[18],到「映」的稱呼明顯有逐漸變化的過程。
直到1910年6月1日上海《申報》第二張第三版,才有把「謝券」稱「演映」從此影戲才由用「演」轉變成用「映」 ;直到1919年~1920年,「演映」一詞才被大眾普遍運用,而「開映」 一詞在1920年才出現[19],而「今天日夜開映」這句話,據考證最早在1923年6月10日第十七版「中國大戲院」的戲目廣告中才出現。
由此,黃德泉推斷「在1908年的上海印刷媒介上顯然不應該會有『電影』和『今天日夜開映』的字樣」。
收藏圖片中使用了宋體、楷體、黑體三種印刷字體,但是「民國以前的紙質媒介印刷品上所使用的中文印刷字體多則兩種,未見過有三種及以上的」。而對於字體最大的謬誤是其中使用了印刷黑體字。
關於黑體字的創製時間,李少波在《中國黑體字源流考》[20]考證得出結論:
圖像中的字體為印刷黑體字,《商務印書館與現代印刷技術》中提到:
同時李小波也確證的中國最早的印刷黑體字出現在1910年,因此中文漢字印刷黑體字沒有早於1909年的。而收藏中「光緒戊申年」(1908年)不可能使用印刷黑體字。
「戲單」上使用的配圖經考證,實際並非為所謂的電影《定軍山》劇照,而是譚鑫培在京劇《定軍山》中「黃忠扮相」的劇裝照之一。在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中,該京劇劇照被錯誤認為是電影劇照而被大眾知曉。
1933年9月9日天津《北洋畫報》第983期第三版,署名「殺黃」的一篇題為《譚照小記》的文章對京劇劇照作了介紹:
兩種《定軍山》劇裝照曾同時刊於《劇學月刊》 1932年第1卷第4期的封底。
「新考」文中也對這張劇照有評價:
從黃望莉和張偉的「新考」可得出以下幾個觀點:
黃德泉對這三個觀點提出質疑:
對「戲單年久磨損,印刷質量不高」,黃德泉表示:
而對「拿圓頭刀的是電影劇照」這點,黃德泉表示:
而「半身照是電影劇照」這一觀點,黃德泉更是表示該配圖僅僅是將圖片裁剪了,並給出對比圖以佐證。
戲單上描述《定軍山》於光緒戊申年9月23日至28日在商辦新舞台放映。然而,1908年10月26日的上海《申報》有一篇名為 新舞台開市廣告 的廣告,其中描述:
同時,10月27日亦有「戲園開幕」的消息以佐證:
報紙中提到新舞台於大清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初二日開演,同時對於開演內容,明確指出是《南北和》與《定軍山》。同時,1908年10月26日,即開幕當日,新舞台在上海《申報》第一張第七版登載「戲目告白」,其中也明顯指出所開演的是《黃忠得勝取定軍》這部京劇,即《定軍山》。戲單上將「京劇」卻寫成了「電影」。
同時,新舞台是於10月26日才開演,而戲單卻寫的是9月23日至28日。《新考》文認為:
然而,即使是進行農曆換算,10月17日~10月22日總計共6天,10月22日也比10月26日更早了4天。從邏輯而言,提前10天舉辦共6天的暖場活動顯然並不合理。
綜上,結合其他史料,可基本確定所謂「《定軍山》放映廣告」即便不是張偉及黃望莉的hoax行為,也可認為該收藏可認為是贗品。
由以上學者們的研究,目前《定軍山》的存在性仍無確鑿定論,故本條目將其分類為」存在性待定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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