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11月30日，署名“葆定”的作者在《锡报》发表了《旧剧影片始于谭余》一文：
- 吴明泉和万子和的名字被隐去，以“平友某剧家”代替
- 删掉了关于灌制唱片的内容
- 将“当清末伊等经营大栅栏大观楼电影时”改为“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”，修正了吴明泉和万子和作为影片拍摄者的歧义。
定军山
状态：存在性待定 | 类型：电影
谭鑫培《定军山》戏曲演出的戏装照，早年间在民间广为传播，有很多戏迷收藏。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把京剧《定军山》“谭鑫培黄忠扮相”戏装照误当成电影剧照。
《定军山》指的是于清朝光绪末年时间上映的，由任庆泰导演、谭鑫培主演的电影。其被视为是中国第一部自摄的电影。
影片以取自《三国演义》第70和71回讲述定军山之战的传统京剧定军山为题材，拍摄了“请缨”、“舞刀”、“交锋”等场景。影片利用阳光在北京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场地上拍摄（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），共摄三日，录制影片黑白三本，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。
由于史料的缺失及现存史料之间的互相矛盾，《定军山》的拍摄具体年份乃至其存在性学界尚无定论。
目前主流说法支持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中的说法，即《定军山》拍摄于1905年。然而，也有其他的史料有不同的论证，如《影坛忆旧》支持其拍摄于1906年、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（1899—1921）》支持其拍摄于1908年。
下文为对《定军山》史料的总结与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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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料总结
关于《定军山》是否存在，其是否真的是中国第一部电影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，目前肯定一方的说法都是源自程季华主编的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的叙述，但原始资料俱已湮灭，后代学者多有企图重寻线索者，均无功而返。
目前国内对定军山存在性的主要研究来源于以下两处：
-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（现研究员）黄德泉在2005年5月12日于《南方周末》投稿的“质疑 中国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”。[1]
-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在《当代电影》2025年第1期投稿的“模糊史料的盖然性研判——以《定军山》相关文献研究为例”[2]
本条目将结合、归纳黄德泉与李镇的研究文章，以时间顺序结合史料考证《定军山》的存在证据。本条目内的史料文本均来自黄德泉与李镇的文章，在此再次提出感谢。
目前可查最早史料《会仙电影之特色》
泉《会仙电影之特色》，《盛京时报》1912年10月31日
根据李镇的研究，目前所能查询到的最早有关谭鑫培电影的文献是《盛京时报》1912年10月31日，一名署名为“泉”的作者发表的《会仙电影之特色》。
这则史料谈到“北门里会仙茶园近日所演电影”，并指明其中出现谭鑫培。而“ 所缺者惟影中人不能言语”这句也符合早期无声电影的特点。文中表明电影名称为《天水关》而非《定军山》。同时其中还提到《上海名妓之歌舞》、《江苏妓女之赛船》等片，但李镇认为其“更像是内容的描述”，因此推断可能所谓“天水关”也是对电影的内容描述。
作者“泉”看电影的时间是1912年，地点在沈阳市北门里“会仙茶园”。据李镇考据，谭鑫培此前未去过沈阳，所以电影绝非在沈阳拍摄，由此可说明此片的出现时间更早。
最早直接提到《定军山》文献《梨园佳话》
梨园董狐《旧剧摄成影戏远自谭鑫培俞菊笙》，《益世报（北京）》1935年6月29日
据考证，最早直接提到《定军山》电影的史料是1935年6月29日北京《益世报》上一篇作者署名“梨园董狐”的文章《梨园佳话 旧剧摄成影戏远自谭鑫培俞菊笙》（以下简称“梨园董狐版”）
李镇认为，此文不仅提到谭鑫培《定军山》和俞菊笙的《艳阳楼》等被拍成了电影，还有“曾映吉祥等处，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”的放映简况，说明影片有过不止一次公映。此消息并非道听途说，而是写明了消息的来源，吴明泉和万子和是《定军山》等拍成电影的亲历者，“为我言”即他们亲口告诉了“梨园董狐”。
在早期梨园行的文献中，可以看到吴明泉和万子和与谭鑫培有过交往，与梅兰芳、程砚秋等也有过多次合作。文中提到二人也是谭鑫培录制留声机唱片的介绍者。“梨园董狐版”还谈到了一些与电影有关的事件，比如当时摄制过新闻时事电影《裕隆太后出殡》（但据考证其实则为《隆裕太后出殡》）等片。
但是，这则史料与其他史料有矛盾之处。比如：1935年5月17日，《京报》一则题为《大观楼扩充》的消息中，提到“大观楼影院由华乐主人万子和等接办”，[3]“梨园董狐”却说二人是清末就经营大观楼；再比如，文中有“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多半出定军山······”的说法，从这个“后”这个字推断，《定军山》《艳阳楼》的拍摄在《裕隆太后出殡》之后，即1913年之后。这与后来一些史料记载的时间有较大出入。
另外，据李镇考察，“梨园董狐版”还出现大量的转载，目前可考察到以下几个版本，且这些版本均在“梨园董狐版”的基础上有取舍：
上海《电影》周刊1938年第14期刊登一名为《旧剧电影化：并非始自梅兰芳，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》的文章，该文章并无署名，这个版本是现在较多被引用的一版，还一度被认为是关于谭鑫培《定军山》电影最早的文献记录。
- 把【葆定版】平友某剧家”缩写为“某剧家”
1942年3月5日，署名“学曾”的作者在《新天津》发表《谭鑫培之定军山曾摄电影》，基本是“梨园董狐版”的缩写：
- 将“梨园董狐版”中的“今此片尚存，惟不知落于谁手”改为“惜乎不知现在此片尚存否”。
署名“吴幻荪”的作者在1942年8月2日《晨报》发表文章《旧剧摄成影戏远自谭鑫培俞菊笙》
- 标题与“梨园董狐版”相同，主要内容的提法也相似
- 将叙事由头从“自有声影片发明，雪艳琴谭富英摄为四郎探母”改为“自燕京公司，摄制旧剧「孔雀东南飞」”
- 单把吴明泉的名字隐去，只提“戏界闻人万子和氏”
- 将灌制唱片的代价加上了“车马一辆”。
1942年8月6日，署名“晨”的作者在《京报·南京》中发表《最早之平剧影片 谭：定军山·俞：艳阳楼》：
- 基本复述了吴幻荪版的文字
- 省去了灌制唱片的事宜
- 把《裕隆太后出殡》正确订正为《隆裕太后出殡》
以上版本中，梨园董狐、葆定、吴幻荪都以第一人称的口气，描述了听到“某剧家”对其讲述此事经过，单从文字语气判断，貌似同一人。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“梨园董狐”与“葆定”“吴幻荪”“晨”“学曾”这些作者是同一人。
【无名氏版】
【无名氏版】是现在较多被引用的一版，还一度被认为是关于谭鑫培《定军山》电影最早的文献记录。因此，黄德泉从此版本深入研究。[4]
黄德泉认为，从“据某剧家言”一语，便可知此文纯属道听途说，故对其存在性提出质疑。据黄德泉考，“当清末时，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”属实。[5]
随后，黄德泉与李镇均从许姬传对“吴震修回忆”所做的回忆入手研究。
许姬传及其两种不同说法
据考察，许姬传对《定军山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
第一种来自由梅兰芳述、许姬传记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（第二集）中。许姬传以记述者“（按）”的形式提到了谭鑫培拍《定军山》电影的情况，说明此事不是梅兰芳所述，而是许姬传（我）的观点和注释。
文中这段回忆来自拍摄《定军山》时路过现场的目击证人吴震修，目击时间是“光绪末年”。光绪皇帝死后，“光绪”年号沿用至1909年1月21日。所以“光绪末年”可以是1908至1909年1月之间，甚至更早一点，如1907年。由于是许姬传转述吴震修的回忆，讲述者和记录讲述者都可能出现错漏，但是基本事实是看到了谭鑫培演的《定军山》被拍摄成电影。
黄德泉认为，由于文章说的是听吴震修的回忆，故认为这“无疑均属道听途说”，并且认为正是这段文字，经由程季华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》中的一段论述，戏曲电影《定军山》才被推到了“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”的地位。[6]
第二种说法则来自许姬传在自己的著作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中“谭鑫培的艺术道路”一节之七“谭鑫培的影片蜡筒唱片”，其中对吴震修当年回忆此事的内容再次做的书写：
黄德泉认为，对照许姬传的前后两种说法，吴震修和梅兰芳的说辞都变了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以前的“光绪的末年”、“大约是在一个秋天”、“有一天”变成后来的“一九〇五年的一天”。
据黄德泉考证，1894 年8月15日至9月13 日上海《申报》上存在一则名为 “丰泰照相馆京都第一” 的广告，从 “本馆在京城琉璃厂土地祠西开设六载” 一句可推算得知丰泰照相馆开设于1888年，位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西；而1908年5月5日北京《顺天时报》第1862号第七版有一则名为“京师新闻 火劫两则”的新闻，从“日昨上午十一钟 琉璃厂土地祠丰泰照相馆忽兆焚如 大同报馆亦受损伤”可知丰泰照相馆曾于1908年5月4日遭受火灾，而从1909年2月20日北京《正宗爱国报》附张广告：“丰泰照相馆减价两个月”可推断重建后的丰泰照相馆于1909年1月25日开张。因此，结合“光绪末年”的角度，其时间最早只能在1908年5月，与所描述的“1905年”相悖。
黄德泉认为，许姬传把吴震修所说的“光绪的末年”改为1905年是“为了要与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保持一致吧”，由此再次认定其不存在。
而李镇认为，这并不证明吴震修讲的主要内容不实。两个版本中，梅兰芳说的话不一样，有可能都是梅兰芳说的，只是许姬传回忆时带有取舍的随机性。梅兰芳那句“这些电影（指《定军山》《青石山》《白水滩》《金钱豹》）底片早已没有了，但现在看到的这些老前辈的剧照，就是当年拍电影时照的”和梅兰芳《我的电影生活》之《小引》末句相似：“······上面所说的几个戏曲影片，虽然已经不知下落，但现在还可以从戏曲资料中看到当时拍片时的剧照。”[7]
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（1899—1921）》
程季华于《中国电影》1956年第一期刊登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（1899—1921）》上论述《定军山》为中国第一部电影。黄德泉认为，因为程季华的此段论述，“戏曲电影《定军山》被推到了‘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’的地位”。
黄德泉考据此文内容均源自【许姬传记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】与【无名氏版】，而自己因为推断前文的文献均“道听途说”，所以存在性待定。下文为黄德泉考据认为文章的材料来源：
- “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”一语的引文注解源自【无名氏版】一文
- “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‘青石山’里对刀一场”一句参考了【许姬传记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】”，并对二文进行了综合，做了加工。
- “一九〇八年”一时间是来自【无名氏版】一文，“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”和“当清末时”、“光绪的末年”推断出。因为该文发表于1938年，三十年前便就是1908年了，而光绪的末年正是1908年。
- 将【无名氏版】“大栅栏大观楼摄”改成了“都是由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代为拍摄的”。黄德泉认为修改的原因是“因为大观楼是电影戏园，说拍电影可能说不过去，而照相馆拍电影似乎更可信。”
- 【无名氏版】“时事新闻如《裕隆太后出殡》等片”改成了“时事新闻片，如‘隆裕太子出殡’等等”
- 由【无名氏版】先摄《裕隆太后出殡》后摄《定军山》，改写为先有《定军山》后有《隆裕太子出殡》，因为隆裕太后出殡日期为1913年4月3日。同时黄德泉强调“《裕隆太后出殡》和《隆裕太子出殡》均有误，应为《隆裕太后出殡》。”
- 舍去了【无名氏版】的“在戏台上摄……”而取“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”，进而表述为“在露天广场上”
- 取【无名氏版】“谭鑫培之《定军山》中请缨、舞刀、交锋各场面”而舍去中“耍了一个‘定军山’里的大刀花下场”
王越的两段采访记录
“作为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第一份调查报告”[8]的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于1961年12月由程季华、李少白、邢祖文编著完成。书中关于“戏曲电影《定军山》”等的论述有了更为合理详细的发展调查。据《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》一文称：“《发展史》中关于《定军山》的章节，由王越搜集资料，邢祖文执笔撰写。”
1959年，为了编写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，王越采访了曾经在丰泰照相馆工作的刘仲明。王越的访问记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当年作为邢祖文撰写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中关于电影《定军山》的原始资料。原始资料于“文革”期间失传，而三十年后王越根据回忆进行了重写。
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原文节引：
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第14页
黄德泉认为，“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的这段论述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【无名氏版】和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》的主要论点，并做了合理化处理”，如舍弃了《裕隆太后出殡》的相关描述，增加了一些《定军山》拍摄细节，列举了一些拍摄由头等，如“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，正是他的六十诞辰”。
黄德泉考证，“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，正是他的六十诞辰”这句话存在错误。虽然谭鑫培的生年本记载失传，但是可以从其卒年推断。
1917年5月12日天津《大公报》投稿了关于谭鑫培逝世的新闻：
从“于十日......故去 年七十一岁”可推断谭鑫培的“六十诞辰”应是1906年，与文中的“1905年”不符。结合其他细节，黄德泉认定其为误传。
而李镇则从王越三十年后在李少白鼓励下根据回忆的重写的《中国电影的摇篮——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》（《影视文化》1988年第1辑，以下简称《访问追记》）入手调查。
李镇认为，从“深描”（Thick Description）的角度看，上述这段口述访谈的讲述中存在很多无用的细节，如“刘仲伦也只顾看戏，忘了摇机，结果报废了两卷片子“等等，是认定这段记忆真伪的重要参考。
然而，根据其他学者考察，刘仲明是所谓当时《定军山》的摄影师刘仲伦的堂族弟弟，推测当时电影拍摄时，其应该不超过16岁，但是时隔50年后的采访竟能有如此多的细节描述，故认定其很可能不真实。[9]
另外，文中还有王越对三位当年的老观众的采访。
李镇表示，文中确实存在谬误，如人名、地名等“误说”，但是”此文毕竟是王越时隔近三十年后的回忆，记错的地方在所难免“。李少白曾说：“我不能肯定王越没有记错的地方，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王越做学问是十分认真的，他绝不会拿这件事去哗众取宠。[10]”，所以李镇认为《访问追记》的基本事实和部分细节有相当高的可信度。
程步高《影坛忆旧》
黄德泉认为，该回忆录“与程季华的那段论述[12]简直如出一辙，甚至连‘隆裕太子出殡’都将错就错”。因为自己的论证结果表明程季华的文章也是道听途说，存在谬误，而作为多手资料流传后的回忆录必定是错误的。
李镇则认为其具有参考价值，如“把《定军山》摄时间定在了1908年”、“拍摄者是法国人，丰泰照相馆仅仅是‘出面接洽‘”。
《开明电影中之梅兰芳春香闹学》
1921年4月13日《顺天时报》“秋庐杂缀”专栏中有《开明电影中之梅兰芳春香闹学》一文，由辻武雄所作，署名听花。
由文中“近年中国优伶照片逐渐加增 各种唱片亦所在有之 独至演剧之电影则虽有映出者而悉系无名之优伶 毫不足惹观客之目 殊属憾事”，黄德泉认定即使《定军山》存在，也是“只是一些’无名之优伶‘”的表演，而非谭鑫培。
而李镇则表示，黄德泉“肯定”的判断”有些牵强“。李镇表示，文中提到的“独至演剧之电影则虽有映出者而悉系无名之优伶”的时间是指“近年”，是文章撰写的1921年4月之前不远的时间。同时，王怡琳的《〈定军山〉及任景丰的“活动照相”观》中也表示“辻武雄1906年后便到苏州、南京等地任教习，1911年之后才由南京到北京任《顺天时报》编辑，他不知道《定军山》是很自然的事情。”[13]
其他研究资料
谭元寿的回忆
谭鑫培的曾孙 谭元寿 曾在2005年年末在中央电视台《戏曲频道·电影百年专题》上讲“青少年时代，曾在自己的家里看过《定军山》，当时是由万子和借来的机器。”[14]
《老伶余庄轶事》
1939年7月13日《河北日报》文章《老伶余庄轶事》文章中写道”经营广兴楼多年。汪桂芬曾入该园演戏，与俞菊笙合演之青石山，映入电影，为最早者“其中写《青石山》是最早的电影，但是因为仅有此文章如此描述，所以”《青石山》是最早的电影“存疑。
《大观楼电影上捐》
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三日北京《京话日报》第538号“本京新闻”栏目《大观楼电影上捐》
若其“都是自行制备”一言确凿，则说明在1906年及以前便已经出现中国电影，而前文从【无名氏版】推断的1908年则将被认定为误传。
证伪的内容 - 《定军山》放映广告
此段内容参考资料来源于《当代电影》2022年第10期《“<定军山>放映广告”戏单之考识》，作者黄德泉。[15]
背景
《新考》中的图 1
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据称从书商购买得到了一张《定军山》的“戏单”，并表示该收藏可以作为《定军山》存在性的证明。[16]
在黄德泉查看原文后对其提出质疑，首先，文章中并未表示对该收藏有任何的物理检验以判断其年代，而是直接“从纸张的质地和印刷方法”来认定其为真品。
由于黄德泉无法得到实物，故仅通过对收藏的摄影图像分析以判断其真伪。
用词及用语
黄德泉认为，戏单中的用词“电影”和用语“今天日夜开映”极其可疑。
“电影”一词是由”电光影戏”简称而来，在1905年的时候出现在了天津、北京等地的印刷媒介上了，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基本仅限于津京地区流行。张伟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，并且是“从书商处购得一张收藏”，极有可能仅为本地书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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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2年2月26日第八版《有声之电影戏》
据黄德泉考证，在上海的印刷媒介上，依然长期使用“电光影戏”或“影戏”来指称“电影”，直到上海《申报》1912年2月26日第八版才有一则名为《有声之电影戏》的文章使用了“电影”一词。
1923年6月10日第十七版“中国大戏院”戏目广告
而对“今天日夜开映”中的“映”，黄德泉表示当电影流入中国时，早期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称为“演放”[17]、“起演”[18]，到“映”的称呼明显有逐渐变化的过程。
直到1910年6月1日上海《申报》第二张第三版，才有把“谢券”称“演映”从此影戏才由用“演”转变成用“映” ；直到1919年～1920年，“演映”一词才被大众普遍运用，而“开映” 一词在1920年才出现[19]，而“今天日夜开映”这句话，据考证最早在1923年6月10日第十七版“中国大戏院”的戏目广告中才出现。
由此，黄德泉推断“在1908年的上海印刷媒介上显然不应该会有‘电影’和‘今天日夜开映’的字样”。
字体
收藏图片中使用了宋体、楷体、黑体三种印刷字体，但是“民国以前的纸质媒介印刷品上所使用的中文印刷字体多则两种，未见过有三种及以上的”。而对于字体最大的谬误是其中使用了印刷黑体字。
关于黑体字的创制时间，李少波在《中国黑体字源流考》[20]考证得出结论：
- 中国最早的美术黑体字是出现在1885年1月29日《申报》（第五版）报纸广告中的“燧昌”字样。
- 中国最早的印刷黑体字是商务印书馆1910年发行的《东方杂志》 第7卷第12期中的中文数字。
图像中的字体为印刷黑体字，《商务印书馆与现代印刷技术》中提到：
同时李小波也确证的中国最早的印刷黑体字出现在1910年，因此中文汉字印刷黑体字没有早于1909年的。而收藏中“光绪戊申年”（1908年）不可能使用印刷黑体字。
配图
“戏单”上使用的配图经考证，实际并非为所谓的电影《定军山》剧照，而是谭鑫培在京剧《定军山》中“黄忠扮相”的剧装照之一。在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中，该京剧剧照被错误认为是电影剧照而被大众知晓。
1933年9月9日天津《北洋画报》第983期第三版，署名“杀黄”的一篇题为《谭照小记》的文章对京剧剧照作了介绍：
《剧学月刊》 1932年第1卷第4期的封底。原书封底为黄色，加上年代久远，故图片效果不佳。
两种《定军山》剧装照曾同时刊于《剧学月刊》 1932年第1卷第4期的封底。
“新考”文中也对这张剧照有评价：
从黄望莉和张伟的“新考”可得出以下几个观点：
- 戏单年久磨损，印刷质量不高
- 半身照是电影剧照
- 拿圆头刀的是电影剧照
黄德泉对这三个观点提出质疑：
对“戏单年久磨损，印刷质量不高”，黄德泉表示：
而对“拿圆头刀的是电影剧照”这点，黄德泉表示：
而“半身照是电影剧照”这一观点，黄德泉更是表示该配图仅仅是将图片裁剪了，并给出对比图以佐证。
历史背景
戏单上描述《定军山》于光绪戊申年9月23日至28日在商办新舞台放映。然而，1908年10月26日的上海《申报》有一篇名为 新舞台开市广告 的广告，其中描述：
同时，10月27日亦有“戏园开幕”的消息以佐证：
1908年10月26日 上海《申报》“戏目告白”，注意红框《黄忠得胜取定军》
报纸中提到新舞台于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开演，同时对于开演内容，明确指出是《南北和》与《定军山》。同时，1908年10月26日，即开幕当日，新舞台在上海《申报》第一张第七版登载“戏目告白”，其中也明显指出所开演的是《黄忠得胜取定军》这部京剧，即《定军山》。戏单上将“京剧”却写成了“电影”。
同时，新舞台是于10月26日才开演，而戏单却写的是9月23日至28日。《新考》文认为：
然而，即使是进行农历换算，10月17日~10月22日总计共6天，10月22日也比10月26日更早了4天。从逻辑而言，提前10天举办共6天的暖场活动显然并不合理。
综上，结合其他史料，可基本确定所谓“《定军山》放映广告”即便不是张伟及黄望莉的hoax行为，也可认为该收藏可认为是赝品。
由以上学者们的研究，目前《定军山》的存在性仍无确凿定论，故本条目将其分类为”存在性待定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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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链接
- 定军山（求闻百科）
- 黄德泉：质疑“中国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”
- 《当代电影》| 中国电影诞生再考证 | 模糊史料的盖然性研判——以《定军山》相关文献研究为例
- 《当代电影》| “《定军山》放映广告”戏单之考识
- 黄望莉、张伟《“新舞台”与〈定军山〉：中国第一部电影新考》
- Lost Media Wiki 相关条目
脚注
- ↑ “质疑 中国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”，此为其他用户上传至“道客巴巴”的PDF，目前尚无原期刊电子版；同时黄德泉还在《当代电影》2008年第2期投稿了相同文章，提名《戏曲电影〈定军山〉之由来与演变》
- ↑ “模糊史料的盖然性研判——以《定军山》相关文献研究为例”，此为微信公众号“当代电影杂志”官方发布的文章，署名李镇。
- ↑ 《大观楼扩充》，《京报》1935年5月17日。
- ↑ 黄德泉的文章发表于2005年
- ↑ 参见黄德泉《清末民初北京大观楼考辨》，载《当代电影》2007年第5期。
- ↑ 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（1899—1921）》，载《中国电影》1956年第一期，而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（第二集），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和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外，之前于1954年还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过铅印本，因此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（第二集）的出版显然要早于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（1899—1921）》一文的发表——黄德泉
- ↑ 梅兰芳《我的电影生活》，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4页。
- ↑ 见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（第一卷）（初稿）之《引言》，1963年2月第一版，1981年10月第二版，第15页； 陈荒煤《<中国电影发展史>重版序言》，载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（第一卷）（初稿），1963年2月第一版，1981年10月第二版，第1页。
- ↑ 拂尘电影史：教科书错了吗？从“第一电影”《定军山》说起
- ↑ 刘福泉《〈定军山〉·市场化——李少白中国电影百年答问》，丁亚平、陆弘石、高小健主编《电影史学的维度——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（下）》，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474页。
- ↑ 黄德泉在他的文章中称程步高的文章为1962年11月14日的《中国开始拍影戏》，但目前尚无查找到相关书籍；但是黄德泉在其参考资料里写的来源为《影坛忆旧》，并且经对比，引用文献确实为《影坛忆旧》。推测《中国开始拍影戏》为《影坛忆旧》的旧称。
- ↑ 指《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（1899—1921）》
- ↑ 王怡琳《〈定军山〉及任景丰的“活动照相”观》，《电影文学》2013年第9期。
- ↑ 王大正《〈中国电影的摇篮〉四十言辨析（下）》，《当代电影》2010年第2期。
- ↑ 《当代电影》| “《定军山》放映广告”戏单之考识，此链接为 当代电影杂志 公众号发布的文章。
- ↑ 黄望莉、张伟《“新舞台”与〈定军山〉：中国第一部电影新考》
- ↑ 如1899年8月23日的“徐园”戏目告白中有“十八晚演放”字样
- ↑ 如1897年6月2日上海《新闻报》“味莼园——电光影戏”广告中的“九点钟起演”
- ↑ 1920年3月24日第十一版《青年会纪事两则》消息有“开映”字样
- ↑ 《装饰》杂志 2011年第3期；知网相关文章